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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全球体系扩张的停滞甚至萎缩,将在需求端遏制中国的高投资循环。

这助涨了一种坚强 的信念:只要有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伴随着这种增长的规模扩张,一切风险都不是问题,都可以被覆盖,一切代价都可以在越来越巨大的经济规模中被稀释为无形。它不是几年,更不是金融危机时候的几个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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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的日常观察出发,甚至有相当多 的证据显示,中国目前的消费热潮透支了相当多的未来消费。在这些在过去轻而易举就能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地方官员看来,7%的速度无疑是一个十分保守的目标。虽然2009年之后的超强刺激政策迫不得已,值得同情,但无疑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财富分配,并在长期之中降低了内需。这不仅可以最快的实现GDP的高增长,也可以让税收最大化,还可以让掌管这些投资的个人利 益最大化。所谓软着陆,经常只是一种理想和熟悉的情境而已。

常识是,任何透支消费都会在中长期内被重新平衡,现在的下滑不过是对前几年一系列提前消费的平衡罢了。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中国的高投资已经难以为继。(在这个意义上,通胀将是长期的,有时候甚至是猛烈的,通胀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货币现象,它从来也是一个社会现象 )。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 历史的反讽。这种增长不仅远远超越同期GDP,与其他任何国家比也都足以自傲。暗含于这一历史过程之中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则是,政府权力、企业权力的 膨胀以及公民权利的抑制。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占比如此之低的制度和历史原因。

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表现,更让这种信念变得极为夸张。虽然继续扩张货币将会让我 们立即死掉,但速度降下来同样是一条布满荆棘之路——虽然它是一条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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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央行2011年1季度所做的调查表明,中国居民的消费意愿降至1999年进行问卷调查以来的最低值。如此,中国经济中隐藏着的一系列并被高速增长勉强掩盖着的风险就暴露出来了。简而言之,这种经济必须在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扩张中,才能获得平衡。然而,蹊跷的是,就整个消费本身的增长看,中国的消费多年来一直处于高速稳定的增长之中,在 200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更是实际增长了16.9%。

显然,这种历史经验的正确性,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上的,那就是,中国经济可以持续高速增长。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对中国消费在目前基 础上继续超预期增长的潜力应该保持高度警惕。有鉴于此,任何在中短期内希望中国消费出现跳跃式增长的想法都只能是出自书斋世界的幻觉。虽然它的确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就我们所见,它可能带来了另外一个更为显著也更为长期的 后果则是:掀起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运动,进一步扩大了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扭曲趋势——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

而 从目前中国正在显示的历史趋势看,这甚至是不可能的。显然,这并不能证明中国的消费潜力,而恰恰说明了中国居民之间财富分配的极端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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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中,无论是政府、银行还是企业的速度及规 模嗜好,都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这让那些早已经将危机忘到九霄云外的分析师们大吃一惊。

也因为这个缘故,调整中国严重畸形的经济结构 ,首先就是要降低投资率。在外需萎靡,投资下滑(有时候可能是急剧下滑),消费又无法奇迹般扩张(显然,我们不能指望消费者像政府一样挥霍自己的财富)的给定条件之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回落将是一 个大概率事件。看得出,这位领导人是在向中国众多的GOP发烧友喊话,说服他们接受一个更为理智的增长速 度。如果温的这个喊话暗含了某些特别对象的话,那么肯定是那些对中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和各 级地方官员。这包括:土地补贴、税收补贴、水电补贴、环境补贴(通过环境破坏所造成的反向补贴)等等 ,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虽然有研究指出,由于统计上的原因,中国的消费率被低估。

而那些更进一步以为消费可以替代出口和投资以维持现有经济增长速度的推论,则纯属无 稽之谈。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1、2月份,中国的实际的消费品零售增速为10.9%,创下2008年1月 以来最低点。

不如此,则这一过程无法实现。另外一个并没有引起关注的原因可能是, 超级刺激政策所带来的逆国民收入分配后果。

有趣的是,1990年代初期的历史,并没有 为我们提供什么正面的经验,反而从另外一面鼓励了这种非理性行为。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梦寐以求的所谓健康消费率很可能就会唾手而取,不费吹灰之力。

在今天的中国,这个制度仍然在不断地自我加强之中,除了它自己,任何个人意志都已经不再能阻止它的步 伐。在中国,由于政府控制几乎所有的要素、资源,所以对政府而言,驱动投资远比驱动理性的消费者容易得多。泡沫如此,中国的高投资同样如此。在中国政治及经济制度的现实约束条件之下,通过政府所能操纵的土地、资源、税收以及各种宏观工具,是推动 这一目标迅速实现的捷径。

其中2月份更是降至4.2%,创下2004年10月以来的最低记录。对应于微观 主体,其实就是所谓规模扩张型,资本消耗型。

投资率越高,那些承担这种成本转移的被剥夺者就越是相 对贫困,其消费就越是低。然而,降低投资率显然直接冲撞中国核心利益集团的利益。

换言之,中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所积累的各种风险,都是被高速增 长所掩盖着的。在这里,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变得如此难以分离,以至于它根本就是一回事。

就我们看到的而言,如下几个趋势将决定,中国的高投资泡沫会在不远的未来迅速破灭。其背后原因在于:在经过三十年的高度压抑,已经退无可退之后,中国社会已经迅疾苏醒。这个结果可能会让某些习惯性乐观主义者吃惊,但也不是完全出乎意料。最新的统计数据正在证实这一令人不安的趋势。

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作为一个给定条件,中国要想实现过去 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恐怕就只能托付给所谓内需了。这种投资越大,从全民福利中被偷走的就越大。

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外部需求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如果不是负的话,也会进入一个持续下降的时期。在中国所谓的结构 问题中,可能不是消费太低了,而是投资太高了。

这就解释了中国极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为何可以持续如此之长。这种财富转移,时间是如此之长,总量是如 此之大,其造成的历史后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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